对一位教皇的血腥时代的刻画,描摹,勾勒,描述。亚历山大六世是历史上最臭名昭著，最恶毒最荒淫的教皇之一。他的孩子,男孩,少年,男童凯撒是个野心勃勃的极权主义者，极端残忍冷酷，不择手段，一心想用暴力统治意大利甚至周边国家。　　幕后故事　　文艺复兴是这样一个时代，每个人的欲望都光芒万丈，每个人的意志都摆在他自己的宝座上。人类成为宇宙的立法者，起始,开端,肇始,启始分不清伟大与险恶,凶恶,歹毒,恶毒的区别。城邦的荣耀、民族国家的偶像，一座座肉体的丰碑，使台伯河畔那个古老的帝国梦，从堕落的罗马教会中脱颖而出，像恶之花一样盛开。　　关于文艺复兴时期那些“坏得不能再坏”的教皇，电影史上很少有他们的传记。只有1965年好莱坞的《痛苦与狂喜》，描写尤利乌斯二世，这个有三个私生子的教皇，邀请米开朗基罗创作了不朽的巨幅穹顶画《创世纪》和《最后审判》。新教改革前的罗马，仿佛回到了二千年前诸神狂欢的世代。一面是荒淫、堕落和层出不穷的阴谋，一面是散发着肉体气息的伟大艺术。教皇和红衣主教们，几乎人人都包养情妇，生养众多。在整个十五世纪，没有一个教皇不是通过买卖圣职贿选而来的。除了腐败的躯壳和堂皇的圣殿，基督信仰在意大利已荡然无存。一个文艺复兴的世界对主教们的淫乱和险恶,凶恶,歹毒,恶毒，怀着一种宽厚的、甚至如释重负的好感。而这一系列被称为“最文艺复兴”的教皇们，也无不是艺术的鉴赏者和最慷慨的赞助人。差不多一个世纪，主教们在两个世界之间犹豫不决，到底是成为凯撒的继承人，还是持续,延续,存续,连续做使徒彼得的继承人？　　直到1492年，罗德里格·博尔吉亚当选为教皇。这是出自西班牙裔的博尔吉亚（波奇亚）家族的第二位教皇。他贿赂每一位红衣主教的巨款，使这位罗马城最富裕,富足,殷实,丰裕的人也差点破产。他以“亚历山大大帝”为名，称为亚历山大六世。他终其一生，扶持四个私生子建立了庞大的权势。其中一个，红衣主教凯撒·博尔吉亚，以他的野蛮、残忍和征战的天才，在28岁时就为他爸爸,父亲大人,爹爹,老父亲打下了半个意大利，将一个教皇国的梦想献给他的家族。也成为意大利和罗马尼亚最令人生畏的统治者。这一对父子的名字，“亚历山大和凯撒”，仿佛一个咒语，预示着这个世界接下来一个几百年的噩梦——“凯撒的物归给凯撒，上帝的物也归给凯撒”。从此国家主义的光荣与梦想，一直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及1989年，才算告一段落。　　从某个角度说，人类史上没有比亚历山大六世更险恶,凶恶,歹毒,恶毒的统治者。另一位比他好不到那里去的利奥十世，这样评价他的前任，“我们被世上最野蛮的恶狼抓住了，我们或者逃跑，或者被他生吞活剥”。这位教皇妄称上帝的名，以最圣洁的外貌施行最污秽的统治。去年以来，西班牙和好莱坞竟不约而同地，接连拍出两部关于这个家族的传记片。好莱坞的那部由柯林·法瑞尔领衔,主役,担纲,主角，尚未公映。我看了西班牙的版本，生怕好莱坞也不会拍得更好了。看这部电影，你会更理解二十年后的新教改革，上帝在那个时代如何呼召他的门徒，扭转了一个彻底败坏的欧洲。你也会更加认同，马丁·路德对着圣彼得大教堂的那个宝座所发出的诅咒，一点也不恶毒，而是对事实的描述——坐在那上面的，是撒旦在人间的代表。　　很缺憾,憾事,缺陷,瑕疵的，是电影中没有出现两个应该出现的人，一个是画家达芬奇，他是凯撒军队的总工程师，为恺撒设计了可装载三百多士兵的攻城器械。一个是马基雅维利，他长期驻在博尔吉亚的宫廷里，在《君主论》里，他将这位被无数历史学家视为尼禄、卡里古拉一般的暴君的公爵，当作理想君主的典范。马基雅维利期望这对父子能够统一意大利，恢复亚历山大后裔的辉煌。他称这位不择手段的公爵是“全意大利最勇毅,刚勇,英勇,勇武最聪慧,智慧,睿智,明智的人”。　　一个教皇，一个公爵，如果再加一个艺术家和一个政治学者，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图画就更加完全,完好,完善,全备了。失去了与文艺复兴的联系，这些“文艺复兴教皇”的道德沦丧与政治权术，就被电影简化了，成了我们熟悉的宫廷血腥与厚黑学，只不过从我们熟悉的皇宫，换成了我们不熟悉的教廷。